要特别警惕境外资金的大进大出和热钱炒作,坚决避免出现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过度泡沫。[全文]

一是增强金融监管的一致性。金融监管水平要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相适应。资本市场作为实体经济的“晴雨表”,要在融资、公司治理、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二是增强金融监管的协调性。三是增强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四是增强金融监管的安全性。[全文]

央行副行长陈雨露今日在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致辞时表示,从近期主要的金融指标来看,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边际改善,信用收缩的局面得到有效缓解。[全文]

郭树清: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受巨大损失

郭树清表示,我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人民币不可能持续贬值,投机做空人民币必然遭受巨大损失。[详细]

陈雨露:央行公近期有三大重点工作

陈雨露表示,央行近期三个方面主要工作分别为:推动债券市场健康发展,支持民营企业融资;积极推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转股;配合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引导更多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详细]

阎庆民:优化市场结构是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重点

阎庆民表示,优化市场结构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点任务。要逐步改变我国当前货币多资本少的金融结构,要优化金融市场体系结构。[详细]

陆磊:调整金融体系结构 回归服务实体和风险管理两大本原

陆磊表示,他指出,金融服务实体和风险防控的主体是金融体系,核心是金融资源配置,好的金融资源配置使实体部门得到恰如其分的服务和优胜劣汰的正向激励。[详细]

邢炜:银行业保险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不断加大

邢炜表示,银行业和保险业运行稳健,风险总体可控,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所增强。同时金融自身结构也在持续优化,银行业和保险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不断加大。[详细]

邱勇: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 为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思想动力

邱勇表示,清华大学愿意秉持改革和开放的精神,与来自学界业界的中外嘉宾一道深入探讨和真诚分享,共同推动金融理论与实践创新,为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和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共同增添新的思想动力。[详细]

图文直播

下面有请PGIM固定收益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全球宏观经济研究主管Nathan Sheets先生。

Nathan Sheets:非常感谢,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跟大家共聚一堂,我来到中国感到特别荣幸,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我也深深的认为我们的短期挑战非常大,但是对于中期和长期来讲,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将会是建设性的和积极的,应该是互利互惠的一种关系。而我认为对我们来讲一定要保持这种长期的大局观才行,只有这样才能够很好的看待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互补关系。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非常地入迷金融创新,我认为创新在金融行业以及更广泛的局域,算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如果是有同样的投入能带来更多的产出的话,因为它的效率提高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寻找这样的免费的午餐,我们也应该不断的来推动在经济当中这样的一种形式,要保护这种形式。同时我也担心我们可能现在处于一个情况,会导致更多的全球的金融的分割,或者可能会带来一个所谓的风险的行为。对于投资以及市场的参与方以及监管方来说,他们会看到有一些关键的金融技术的限制,就是由于金融监管可能会限制它的发展。但是在我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我要多说几点,之前的一位发言人说到了监管限制了金融的创新,另一位说到它是如何限制到了创新,以及监管对于金融创新的一些风险,以及这些风险是有一些预测性和透明度的。我和其它发言人的观点实际上总体是保持一致的。

具体来说,以区块链作为一个金融创新的例子。要先说明的是,我是基于我本身的一些经验,在美国的经验,以及作为一个参与不同的全球论坛比如说FSB和G20,FSB就是金融稳定委员会一些参与的经验,用美国以及全球的视角分享给大家。另外我还会引用一些跟中国相关的例子,当然对于中国的金融监管大家比我更熟悉。我来具体说一说,三个风险的来源,而且都是和不同的政府以及金融监管相关的。

第一点,来自于金融监管的风险。目前来说在区块链技术方面,全球的监管者们,在监管方面还是比较理智的克制他们对于区块链的监管。这可能主要关系到系统性风险,以及个体的金融机构,整个系统的功能运转等等。目前来说大多数经济当中,大多数的金融体系当中区块链的技术还没有增加的那么大,成为一个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来源或者是成为一个主要的风险的推动来源,还没有达到那个重要的程度。因此金融监管者无论是在哪个国家相对来说还是放手让它去发展,但是金融监管者如何应对区块链,如果它增长的越来越重要,如果它的交易量越来越多的话,金融监管方该怎么做呢?特别是很多交易是通过区块链进行的话怎么办?好消息来说就是比如央行、人行以及财政部,还是非常重视金融创新的。另外一点与这个观点相反,在很多国家当中包括美国,为了让这些新的技术像区块链的技术能够真正的发展繁衍,让人们能够最广泛的很好的使用这些技术进行日常的交易,我认为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参与方都应该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让金融监管有一些审查和支持。比如说在美国,人们就会说,我要大幅的支持区块链,我会要求监管方来审查这些交易,确保这些交易是安全的。为什么是这样呢,是否能够培养或者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还是说来抑制它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另外,相应的,对于监管支持的要求,实际上在不同的辖区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不同的辖区它允许增长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监管的方式也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就会出现市场的分割化,区块链在美国的发展就和欧洲不一样,欧美和中国的又不一样,这样全球的市场就是分割性的。我们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在金融的监管方面好消息在于我们是有一个组织来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金融的稳定委员会FSB。它现在正致力于区块链的一些研究,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努力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来确保我们的应对能够解决这些担忧,要确保它的比例相当,不要抑制这样技术的发展。我们要有一定的同质化,也就是在不同的辖区保证一定的统一性,这是FSB非常重视的。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更重要的,像区块链这样的技术可能会带来一些反恐融资,以及反洗钱方面的担忧。我们现在的工具可能还不够细化,有一些粗线条的金融监管工具,会有一些可能在交易清算方面希望有吸引的条件,这样就会吸引不好的交易。另外,有些恶意软件,黑客可能会要求用比特币来作为绑架的赎金,这样在一些具体方面,一些关键的重要技术可能就会成为他们非常有利的工具。

第三点,当今世界这些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和我们国家的品牌相联系,或者一些国家冠军、领头机构联系起来。这样的风险很有可能会带来别的金融创新的不同辖区分割。这对于金融稳定委员会来说可能议题有点过于宽泛,可能解决不了。对于国家的品牌或者国家冠军来说,现在有些数据隐私方面的政策,比如美国、欧洲、中国,它们是怎么做的,这一点我们要仔细的去考量。包括公司和机构,尤其在一些跨国的、全球的情况下来进行竞争的这些组织。中国现在有很多技术应用都非常快,因此它可能是对于现在的情况不是特别的在意,而是希望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投资者以及中国的市场参与方很有可能不会太在意对于这些技术方面的支持。从监管方面来说,是不是对于中国的企业以及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来说,可能会带来一些障碍。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尽可能的做工作,来保证我们的技术能够更有希望,更好的创新,让我们的金融系统更加有效。同时我们要一起合作,特别是要通过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G20来确保避免分割化。像我之前所说的,这些问题是非常难的,而且很难穿针引线,但是我们必须要不断通过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全球性的机构,我们全球的系统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系统,这个问题越发重要。谢谢!


《2019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重磅发布  向世界讲述中国金融故事

 2019年中国金融发展面临的环境依然复杂,内、外因素扰动给中国金融发展带来新的、更多地不确定性,为关注这些新变化,向世界讲述中国金融故事,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开放”会议现场发布了《2019中国金融政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当下和未来的金融形势进行展望。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陆磊在会议现场介绍了《报告》主要内容,他从导向、结构、功能三个维度阐释了金融如何回归本源,如何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海市金融党委书记、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郑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邢炜先后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主持《报告》发布环节。

导向:问题导向决定金融政策导向

陆磊指出,《报告》覆盖了货币与金融,国内和国际,稳定和发展各个维度。

他介绍,《报告》分析了中国持续存在的三个“两难”问题:一是金融业增加值已经包含了风险溢价,面临着服务实体与承担风险的“两难”;二是价格管制则融资难,放开价格则融资贵的“两难”;三是加杠杆则引至未来风险进一步膨胀,而严监管、去杠杆则可能使当下风险显性化的“两难”。

结构:发展直接融资是供给侧结构改革关键环节

陆磊表示,针对上述三个“两难”问题,《报告》给出了解决方案: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它可以使我们摆脱服务实体与承担风险的困境,流动性分配与实体融资的困境,加杠杆需求与去杠杆要求的困境。”

具体来看,《报告》指出发展直接融资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务之急需要从两个方面推进:一是法治保障,这就要求完备法律体系,严谨立法过程,同时完善公正司法程序和裁判执行系统。二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有序解决利率双轨制和定价失灵问题所导致的刚性兑付。

功能:依靠改革、开放让金融回归本源

“发展直接融资当然是治本之策,是实施金融政策推动金融发展的长期导向,但是不能忽视短期,不能忽视治标的重要性。” 陆磊强调,要依靠改革、开放让金融回归实体和管理风险的基本功能,政策制定既要着眼长远,又要针对当下, 在短期仍需要在现有金融结构框架下推动金融业发挥服务实体和管控风险两大职能。

陆磊认为,《报告》是年度金融政策实录,也是对政策得失的价值判断,也还是优化政策的建议。金融服务实体和风险防控的主体是金融体系,其核心是金融资源配置。

《报告》发布后,郑杨、邢炜先后对其进行点评。

优化政策建议 建设良好金融生态

郑杨指出,《报告》从各个方面对完善我国金融体系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比如,《报告》建议要改革和完善上市制度,通过建设开放、透明、有活力的资本市场来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比如,金融监管方面,《报告》建议要界定好监管边界,加强统筹协调,更好地防控风险。

“上海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发展环境最为完善的地区之一,聚集了一大批金融机构,未来上海将以建设全球人民币市场为核心,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确保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定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郑杨在点评中重点提到了《报告》的建言在未来上海市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报告》的建言有助于帮助上海建设一个良好、安全的金融生态环境。

解决自身问题 实现高质量发展

“《报告》对上一年度经济、金融情况和政策进行梳理、分析、判断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邢炜在点评中指出,《报告》在国内、外有一定的权威性,是中外读者了解中国金融的一个重要窗口。

同时,邢炜在点评中也对我国如何管控贸易摩擦下的金融风险提出意见。他认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促发展和防风险应该提到同样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解决好自身存在的问题。

“只有自己的事情做好,才能成功应对各项压力。” 邢炜举例介绍,尽管各界认为银行业和保险业运行稳健,风险总体可控,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所增强,而且银行业和保险业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断加大,但保险业还可以努力往高质量发展阶段进步。


宜信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唐宁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专家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我想今天我跟大家主要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提供长期的资本。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大家越发重视科技创新,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未来。那么在科技创新过程之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科技创新,金融能够特别帮助到科技创新的,就是给我们的企业家、创业者、科创企业以长期的资金支持,不是短期的,不是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的,而是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因为科技创新它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它的现金流并不稳定,它属于高风险的一种形式,它也没有什么实物资产可以做抵押。很大情况下它就是0、1、0、1……的一串数字,所以说科技创新与传统金融有很大的不匹配性。那么我们的资本市场可以帮助科技创新,在大力推动直接投融资方面在提供长期的钱、耐心的钱方面起到根本性的助力。

首先,在打造创新创业创投生态体系方面,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缺失是天使投资人群体。在美国活跃着几十万天使投资人,天使投资人跟机构投资人非常不同的是他们不以财务回报为唯一主要诉求,机构投资人以财务回报为唯一主要诉求。而天使投资人则有多元的诉求,当然他们要赚钱,但是他们作为40多岁、50岁成功的创业者、企业家和公司高管非常愿意帮助年轻一代更好的发展,也有好为人师的需求,也有把所有的所知所学分享给年轻人的需求,所有这些可以帮助初创企业度过死亡谷最艰难的前两三年,中国现在缺少这一群人。过去,我们尝试了一些众筹的模式并不成功,我想下一阶段如果能够有天使投资人群体培养、服务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的话,能够让中国市场之上出现几十万从事天使投资工作的有识之士的话,将会对科创科技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做的是,我观察到很多地方政府在大力度地做跟创投相关的事情。还一个就是税收政策方面,如果在税收政策方面可以大幅鼓励投新、投早,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第三,对于创业团队企业家创业者人文关怀。我们各地给了很多、很多的政策,但是我在跟创业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我们觉得不太愿意去申请。因为填那些表格太难了,花了好长时间,很多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一个创业者最需要或者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他最担心的是得病。我自己过去做天使投资的时候跟企业家、创业者有第一手的合作感受,后来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创业者。创业者最担心的是得病,不是自己得病,要自己得病有时候我觉得还能躺下来休息、休息,因为创业者每天都是24小时的工作,我们是24×7,不是996。最担心的是家人得病,小孩得病,父母得病。如果有这种人性化的帮助创业者创业团队能够让他们度过早期两年、三年的机制安排的话,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我们总说,要以客户为中心,那么我们打造一个支持创新创业的生态体系,就要以创业者、企业家为核心。无论是我们的支持体系,我们的引导基金的反投政策,我们的税收支持等等,以客户为中心,建立创投生态体系,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第二个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如何能够给创新创业以长期的资金支持。长期资本的对接,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市场化母基金。大家可以看到最右边(PPT)是新经济的头部企业,这些企业都需要长期资金的支持,而这些企业的支持者是中间这批创投。这些创投基金特别是人民币创投在过去几年面临的最大痛点不是企业,可投资企业机会少,而是自己的资金来源不能够有充分的、长期的十年以上的钱。那么这个钱从哪里来,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我们传统经济之中成功的企业家、企业主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非常希望跟新经济对接,我们的企业家、企业主希望投到这些新经济头部企业之中,它们过去从事制造业,从事房地产,从事进出口,但是他们也想投资于未来。

但是如果企业家、企业主自己投资到这些新经济企业之中风险太高了,投入到单一基金之中风险同样非常高。那么母基金这样的一种形式一方面把传统经济创造的财富集合起来,高净值、超高净值人士,500万、100万投资到母基金当中,母基金做了正确的投资者教育,让投资者等上十年时间,在另一边把这些基金给不同领域,不同方向的顶级创投基金,给他们十年耐心的钱让他们专业性的投资新经济的头部企业。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新经济成长起来了,这些企业成为所在行业的头部机构。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传统经济的赢家、母基金的投资人们。所以我们说,在传统经济创造出来的财富想去投资到新经济,和新经济的头部企业需要十年的耐心资本之间的这个桥梁,就是市场化母基金。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的高净值、超高机制人士就可以风险分散的与专业机构合作,去拥抱新经济,做数字经济的赢家。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科技创新获得长期的钱、耐心的钱?财富管理、资产配置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当我们谈投资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想到什么?我们不应该想到的是一个单一的投资机会、投资产品。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自己的投资组合长成什么样子,自上而下的组合配置策略,我的可投资资产之中有多少是一级市场,多少是二级市场,多少是保险保障,多少是固收,多少是现金管理,这样的资产配置逻辑对投资者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哪个投资产品、投资机会。当投资者构建了一个科学合理的资产组合的时候,他的投资行为就会非常的理性,就不会那么急,就不会那么急躁,就不会加杠杆,都投到股市炒故,房市炒放,币市炒币,而是非常均衡在各大资产之间配置。当你有了长期配置的时候,你就愿意把相当大的比例和长期的机会对接起来,而不都是短线的。资产配置可以让投资者更有耐心。

什么样的投资者需要资产配置呢?高净值也需要,大众富裕基层也需要。我们说下一个十年、二十年,看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资产配置应该是关键词。谈到财富管理,给科创提供长期资本,另一个关键词是传承。在未来十年之中,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将有一个巨大的趋势性机会,就是100万亿的财富,中国的高净值、超高净值一共有200万,他们代表着100万亿的财富,将会由一代传到二代。这种传承过程如果以科学的方式得以发生,将会让巨大、海量的财富安安稳稳的,踏踏实实的,科学合理的被二代用起来。否则就会在市场上血雨腥风,大量的投机,大量的炒作,将会使我们的资产价格受到负面的影响。如何把传承工作做好是顶级财富管理机构必须要关注的,也是中国高净值、超高净值人群家庭的必选项。通过家族信托,家族办公室安排好传承,就能使大量的财富科学合理的对接长期投资,支持中国科创发展。

谢谢大家!

  肖钢: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

  一、我国资本市场经历了三次科技浪潮(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

  (一)电子化

  我国资本市场是最早应用科技的领域之一,上世纪90年代我国资本市场建设之初,就以电子化和无纸化交易为起点,证券行业从繁重的人工作业中解放出来,大幅提高了效率。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第一天就采用计算机进行交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直接采用计算机自动撮合配对系统的新交易所,随后1992年2月28日深交所也上线的计算机自动撮合系统,实现了交易结算等核心业务的全面电子化,完成了证券市场的一次重大飞跃和变革。

  (二)网络化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传统的经纪业务进入互联网交易模式,1993年前后我国沪深交易所推出了电话委托交易系统和卫星传输系统,基本建成券商柜台交易系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应用,投资者利用网络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证券交易。

  (三)数字化

  进入21世纪随着证券行业业务从线下走向线上,出现了互联网证券服务及余额宝、互联网众筹等创新产品。近年来涌现了以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进步,对传统证券业进行改造升级,诞生了金融云、大数据基金、智能投顾等新型产品和服务。

  二、科技创新对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数字化浪潮正引领人类社会迈向信息化建设的新阶段,也为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发展带来崭新机遇。

  科技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愈加广泛和深入,对资本市场业务全过程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新业务模式对传统业务和服务的影响更加深入。

  总结来看,科技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是推动开展了新的业务,创新了竞争的赛道,二是提高信息传播效率,逐渐替代传统中介作用,三是促进金融机构改进工作流程。具体来看:

  一是科技创新推动了资本市场普惠发展。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拓展了用户参与投资的途径,某只互联网货币基金参与人数短短几年内达到了近6亿人,投资门槛从1万元逐渐降低到100元、1元、1分。随着网络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2006年以后股民数量快速增长。随着科技创新技术不断发展,证券交易的环节不断简化流程,证券公司经纪业务的运用成本下降,证券业平均佣金率也持续下降。

  二是创新了资本市场服务模式。我国有1。4亿股民,而投资顾问人数4万多人,比例高达3000:1,线下绝大多数股民享受不到投资顾问服务,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投资顾问服务模式,批量低成本为每位客户量身定制投资方案,降低传统财富管理高门槛限制,让更多的中小散户能够享受到投顾服务。目前有53接券商在投顾业务中引入了机器人辅助技术,其中有2家服务的客户规模超过100万人。

  三是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投资者获取信息的途径快捷化、多元化,减少了信息不对称性,但也使得信息瞬间达成一致性预期,全球市场更趋于一体化。

  四是创新了投资模式。近年来基于人工智能的量化交易基金数量增长迅速。

  五是促进了机构竞争。云计算技术帮助传统机构缩小基础设施差距;未来机构之间将更加重视核心业务的比拼,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业务向财务管理转型,甚至有望实现弯道超车;同时金融科技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与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证券行业科技创新投入不足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科技步伐稳步推进,国外投行也加大向金融科技公司转型。与银行业或国外投行相比,我国证券行业科技投入相对不足。

  (1)我国证券公司在IT方面的投入仍不足。证券公司由于其自身实力的原因,在科技上的投入不及银行。根据目前调研情况,证券业对科技的应用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绝大部分证券公司开始了科技的应用与研究,但由于科技的研究门槛高,证券公司在科技应用上人才储备和资金投入都不够,目前对新技术的应用主要依赖于互联网巨头公司开发的相关技术和解决方案。从国际对比来看,2017年国内证券公司研发支出仅115.9亿元,远低于美国主流证券公司的投入。

  (2)我国证券公司技术人员配置仍较少。国内券商信息技术人员平均规模在100人左右,信息技术人员占比仅3.24%,而高盛3.6万员工中,信息技术人员近万人。

  (3)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网民使用各类应用情况数据,目前互联网理财人数和使用率也远低于网上支付、网上银行的使用比例。

  (4)监管让市场创新望而生畏。证券市场各方总体上对于科技创新应用持积极态度,但经历了HOMS场外配资、ICO叫停等事件,以及对大数据隐私保护、人工智能的责任划分等方面考虑,制约了创新的发展。采用“回应式”监管的模式应对科技创新,可以指明科技创新的应用方向和方式,打消市场各方的顾虑。而采取“运动式”监管的模式,其特点为监管碎片化,往往出现由视而不见到猛踩刹车的急转弯,缺乏对金融科技创新的包容度,相关交易制度也一定程度制约了技术创新。

  (5)市场组织者技术系统压力大,创新有待加强。资本市场业务创新快、业务种类多、业务流程长,交易所和中登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中介机构,其在科技创新步伐跟不上业务创新的步伐,制约了新一代科技在资本市场的深度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小板、创业板的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期权、沪深港通、债券通、公司债、可转债等一系列的业务创新,业务办理的环节变长,业务逻辑越来越复杂,使得各系统和各机构之间存在强耦合关系,导致信息系统越来越庞杂,每一次小创新都要顾及多方,技术创新自顾不暇。

  四、资本市场未来的科技创新

  未来5G、虚拟现实、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突破,科技手段将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更有可能重塑金融业新格局和新形态,带来资本市场新变革,甚至有可能颠覆资本市场的运行逻辑。

  一是未来可能会诞生数字股票,尤其是在IT公司本身的业务和产品都在互联网上,这些IT公司可能会利用技术手段,在没有中介机构的情况下,在网上直接发行数字股票,投资者之间直接进行股票交易或转让,并且投资者可以用数字股票购买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二是科技创新有可能改变原始凭证的存在方式,也对会计制度有所冲击。随着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技术的突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进一步下沉,我们可以对公司运转情况了解更深更广,甚至通过革新会计制度,做到报表实时生成。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有没有可能对资本市场股票发行、交易、结算以及风险、定价等一系列逻辑进行颠覆,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五、积极拥抱和适应科技创新

  新一轮科技浪潮脚步越来越近,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应加快科技与金融的融合,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加大投入做好充分准备,迎接资本市场进入新的发展模式。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兼中国股 

  票策略主管 朱海斌 

  朱海斌:首先祝贺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祝贺周皓教授的团队,为中国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填补了一项空白。 

  这个研究我一直也是追踪的,防范系统性风险作为中国金融改革金融工作的一个核心的任务,我们看到怎么样监控系统性风险,传统上我们更多的依靠央行的金融稳定报告或者是监管机构对于银行的监管指标的追踪,比如说像贷款的不良率。但实际我们知道这些传统的指标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追踪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不足。它是一个在周期上,通常它会最多季度甚至是半年、一年,而且它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它并不能起到一个实时的追踪。 

  周皓教授的团队通过借鉴目前在研究方面,在金融市场研究定价的一些最新的成果,通过对于银行、保险机构、证券公司的股价的基础上,构建了报告里的各种指标。相对于传统的银行的监管或者说央行的指标来讲,这些指标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第一它的及时性,第二前瞻性。指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不仅是整个系统性风险,也提供了每个机构或者是每个银行、证券各个群体对于系统性风险的贡献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当然,从不足来讲,我想给周皓教授的团队提一个疑问,因为这个指标我的理解是通过股票的价格来构建的一个技术,中国的金融体系我们知道有几千家的金融机构,上市的银行现在是几十多家,也就是我们还有几千家的银行是没有股票价格的。当然一个逻辑来讲,这些上市的通常是最大的也是系统性、重要性最突出的一些银行。但是有没有存在一种可能,比如说现在几百家的城商行或者是上千家的农商行,单个来讲都微不足道,比如说有个同步的镇痛,出现系统性风险,如果没有股票交易的价格,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和手段对这个报告做一个有益的补充。 

  第二,针对周皓团队提到的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以便在未来更好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我做一个关于政策建议的政策建议。 

  从上午的几个领导也提到目前的政策里非常关注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大的民营企业融资也不存在,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是最突出的融资难、融资贵,很多关注的焦点是,两会期间提出对于银行体系要保证对小微企业的贷款的增速必须达到30%以上,同时价格也要有明显的下调,就是融资成本要有明显的下调。 

  关于民企应收帐款的周期在过去明显的推长。这个图我借用了可法斯也是一个咨询公司的集团,他们关注中国最近几年每年年度的在企业平均的应收帐款的还款的周期。左边的图,最上面深绿色的线是应收帐款120天以上的,这个图明确的信息就是在过去尤其是2015年以后每年企业的应收帐款的周期拖长的现象非常明显。右边这个图在超长期逾期的金额在全年营业额比例超过10%的,在2018年超过了20%。 

  所以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为什么民营企业融资难,就是融资需求从哪来,很大程度上我们认为应收帐期的拖长以后导致了民营企业不必要的资金需求。 

  关于目前金融体系对于风险的定价模式缺陷问题方面。当传统的银行模式通常需要担保需要抵押,或者是需要以前的信用记录,但是我们知道民营企业恰恰在这方面很多是“三无”的企业,传统的银行必然在小微银行里面存在实际的困难。这也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一直强调通过鼓励社区银行或者小微银行的模式,但是实际上这些银行是不是真正在解决信用评估、风险评估的模式存在突破,目前有待观察,尤其是大数据、风控领域有没有得到改善也是很大的疑问。包商银行一度作为小微企业标志性的企业,当时有所谓北包商、南太龙的说法,最近也出现了严重的信用问题,这可能是很重要的原因。 

  关于怎么样如何改善民营企业或者小微企业融资,我想简单提三个建议。 

  第一,可能我们的关注点不仅仅局限于银行体系,因为银行体系更多是债权,更多通过可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融资体系,也涉及到股权市场的融资,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刚才讲到要基于风险基础的定价,是一个政策的核心。 

  最后一点,金融改革和金融风险的防范必须要和实体经济改革同步和配套。 

  谢谢大家! 

  根据嘉宾现场演讲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廖理:谢谢晓慧院长。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内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我们应该如何认识金融的本质,进一步深化对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认识,大力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金融业开放与健康发展,期待下面几位主旨演讲嘉宾的见解和思考。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肖远企先生代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郭树清主席发表主旨演讲。 

  肖远企:郭树清主席因为陪同国务院领导在外地考察调研,所以今天不能够亲临会场,非常抱歉。但是郭主席非常重视这次论坛,特地委托我来宣讲他的演讲稿。以下是他的演讲内容: 

  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我愿就当前国内国际共同关心的几个问题同大家交流看法,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 

  一, 美国升级贸易摩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5月10日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随后又对华为以及其他企业发布禁令,同时宣称要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反补贴调查。中国政府、企业和人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们一如既往地相信,贸易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损人不利己且危害全世界。 

  从中国来看,美国固然可以把关税加到极限水平,但是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非常有限。首先,绝大多数输美产品都非常适合内销,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时期,快速扩张的庞大市场会消化其中很大一部分,而不会对现有消费者产生“挤出效应”。其次,市场多元化取得很大进展,“一带一路”倡议正在见到成效,美国之外的市场欢迎更多中国产品。第三,相当一部分还会出口到美国,有的是因为找不到替代品,有的是因为美国进口商愿意分摊加征关税成本。第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要一定比例的生产转移到海外,会加快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第五,中国金融市场去年已经受到过度影响,目前的韧性显著增强,进一步冲击规模不会太大。 

  从美国来看,其自身将受到几乎相同力度的打击,对中国的出口将会萎缩,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一部分高科技公司的收入将会下降,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将支付很高成本,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和蓝领工人实际损失的福利更多。美国有庞大的海外资产和负债,比任何国家都更依赖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贸易战势必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和低迷。 

  从逻辑上看,美国加征关说目标是要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但是由于中国的反制,它的直接结果很不确定,加上其他因素很可能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首先,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列入制裁名单,明确禁止美国企业出售产品和技术,等于是直接增加逆差。其次,发动贸易战震惊国际金融市场,人民币汇率快速走贬,美国政府马上又担心关税的作用被抵消。第三,大幅加征关税会推高物价水平。第四,遏制住中国对美出口,空缺必然由其他经济体的产品弥补,逆差总额并不能减少。从历史来看,美国与其他后发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争端已有40多年的历史,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最大的逆差国,目前,印度、越南、印尼、菲律宾、孟加拉等国增长势头良好,正在加速推动和改变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格局,美国逆差不会减少。 

  二, 美国事实上从对华贸易逆差中获得极大好处。 

  单从统计数据看,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金额和占比都很大,似乎吃亏,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美国实际上得到了多方面的极大好处。美国从中美经贸往来中得到的好处,相当于从一头牛身上剥下来很多张皮。 

  一是美国的进口商及跨国公司拿到贸易差额中的绝大部分利润,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将近60%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其中相当部分是美资企业,销售这些产品最终形成美国公司的收入和利润。美资企业全球海外销售总额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市场。中美贸易不平衡中61%来自加工贸易,在实际价值分配中,中国真正得到的增加值很少。 

  二是美国消费者通过中美贸易获取巨大的“消费者剩余”。据统计,美国市场零售商品中四分之一左右从中国进口,例如,沃尔玛售卖的产品中26%直接来自中国。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源源不断输入美国,降低了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提升了福利水平。 

  三是美国输往中国的产品和服务都是中国发挥价格支撑的领域。例如,粮食、能源、飞机、芯片等大宗商品,如果没有中国的大量采购,其价格决不是今天的水平。 

  四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高消费,低通胀”奇迹,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超过欧美日总和的中国,增加了全球消费品供给。 

  五是美国获得廉价资本回流。中国贸易顺差积累的资本,以购买美国国债的资产方式支撑着美国的消费和投资。截止去年年底,中国有7.3(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一半以上以美元形态存在,使得美国市场资金成本极低,为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六是美国长期占有中国巨额储蓄资源。中国人民勤劳节俭,即使在月薪十几美元和几十美元的时候,也会省出一点钱存款。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美国对中国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意味着美国同等规模的体系,美国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占比很高,存款创造效应低。美国的广义货币和现金增长缓慢,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鲜明的对照,足以解释美国经济金融的新秘密:美国甚至连印制和发行美元的费用也节省了很多。 

  三、 指责“中国偷窃美国技术”是现代强权逻辑。 

  中国四十年前开始引进外资,境外投资者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实际使用外资约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投资800亿美元。目前形成的资产1500亿美元。这些建立在企业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没有一个项目合同是中国政府强制外方签订的,现在美国突然指责中国的法律是“强制获取外商知识产权”,甚至使用“偷窃”这样的字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十多个世纪科学技术领先于全世界,我们的无形资产给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作出过无与伦比的贡献。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直接促成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兴起。没有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就没有现在的美国。现在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当然也无可厚非。 

  翻开历史可以看到欧美工业化时期,各国相互之间的技术模仿和抄袭曾经十分普遍,一些企业不择手段地获取先进技术,这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每个发达国家都经过规范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但是每个国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艰苦探索取得新突破,为技术进步作出新贡献。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都不是靠偷窃取得的,都是靠本国人民辛勤劳动,努力奋斗得来的。 

  以市场换技术,或者以技术换市场,本来是西方国家发明的,基于公平原则的交易是市场认可的。欧美国家一直标榜自由贸易,声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现在看来美国根本没有兑现自己承诺的意愿。 

  发达国家一直通过技术转移获得巨大收益,通过专利特许经营等方式,发达国家的许多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获取了高额利润,其中一部分利润又成为了新的研究开发资本,使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形成了良性循环。除此之外,很多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得到了检验,这些国家的技术人员对改进和完善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美国借知识产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没有依据。如今的中国已是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赞扬“中国已成为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的典范”。仅仅在几年前美国政府、机构和政要都公开肯定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取得巨大进步。这一切难道一夜间就改变了吗? 

  历史早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靠制裁和封锁不仅不能阻止一个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反而会激发其自主研发的决心,加快其技术进步的速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受到各方封锁和禁运,在一穷二白非常困难的环境下,依然制造出“两弹一星”,中国逐步跻身世界科技大国行列。 

  四、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近年来,人民币篮子汇率在全球货币中一直表现稳健,中国政府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性之间求得平衡,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美国不断以“操纵汇率”的指控威胁中国。按美国财政部目前的定义,汇率操纵需同时满足3个定量标准:1)对美贸易盈余超过一年200亿美元; 

  五、中国不存在所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近年来,国际上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成分已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多样化特征,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一直在持续下降。加上政府经济活动,国有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不足40%,国有企业中很多也在境内外上市,实际上是股份制企业,百分之百的纯国有企业已经极少。大型国有企业中,也有大量子公司控制权已让度给民营企业,即使是中央国有企业,相互之间也处于竞争之中。20多年前军工企业改革时,每个行业都分成两家以上的公司。 

  当前,民营和外资几乎可以进入所有行业、所有领域,没有任何限制和壁垒。无论是轨道交通,还是装备制造、能源原材料都可以看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声影。我们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强调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鼓励他们既竞争又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的多赢局面。中国的产业政策、信贷政策是指导性的,不是指令性的,各项政策的落地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原则,因时因地制宜,没有搞一刀切。发布这种指导性政策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如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欧盟的“工业复兴战略”等。 

  金融业也形成了多样化的格局,我国金融机构有国有控股也有民营化外资控股,上市机构和农信社还有自然人参股。目前我国4588家银行业机构中民营机构控股的超过3000家,170家中资保险公司多数为民营控股,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也多数是民营为主。即便是五大银行,社会股权占比平均达到30%,有的甚至超过40%。特别需要指出中国五大银行的市场份额现在只有37%,与英美等国家前五大银行的市场份额的占比很接近。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科技,在中国发展迅速,应该广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对于民营互联网企业采取了审慎、包容的态度,营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国有控股的大型银行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竞争合作的态度,比如十几年前,支付宝便是在建设银行的支付合作下,诞生、成长、壮大。如今所有金融科技公司都与大中型银行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其它银行也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与科技公司在资金筹集、帐户开例、支付结算、普惠金融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相互取长补短,效果十分显著。 

  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不会改变。 

  近年来,国外一些机构和组织对我国企业的公司治理产生了许多怀疑,特别是对党组织的作用有严重误解。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是根据公司章程和组织架构,作为独立主体按市场化原则自主经营、有效运转,党组织并没有直接进行干预。 

  在国有企业中党的领导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是我们公司治理模式最鲜明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必须一以贯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优化完善公司治理,也要更好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融合,相互促进。 

  从全球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来看,公司治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也没有完全可以照抄照搬的最优模式。我国企业在公司治理原则和框架等方面与国际一般标准保持一致。2016年在中国召开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更是明确在公报中提出支持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倡导的公司治理原则。在总的原则框架下,实践中适应具体国情进行一些补充和完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坚持党的领导完全可以兼容。一是在科学有效制衡机制上,推动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各自充分发挥作用。党委会主要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在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培育健康企业文化、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经营决策还是董事会负责。二是在利益相关者保护上,良好的公司治理要充分照顾股东、员工、客户、社区、债权人以及供应链上下游各方面的合法权益。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拥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良好的组织动员能力,可以更好的实现维护和发展各方合法权益。三是党的领导在公司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例如,党组织坚持集体领导指挥,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也有交叉任职,能够更好的防止内部人控制、大股东操纵和董事履职不充分,独立董事不独立等问题。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党委的核心作业发挥很充分。经过股份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境内外上市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公司治理和经营绩效等方面已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有的银行十几年前就曾获得公司治理的国际化大奖。这些银行已经高度国际化,股东和机构网络遍布全球,一些关键的经营指标,如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成本收入比、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这也充分证明我们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完全可以成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优秀公司治理模式。 

  七、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 

  金融业开放是大势所趋,不会停顿,更不会倒退。2012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2018年中国进口和出口已占全球10。8%和12。8%,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将中国视为最大贸易伙伴。相对于商品贸易,我国服务业开放程度相对滞后,金融是服务业的重要领域,为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2018年,我国宣布了15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今年5月份又宣布了12条新的对外开放的措施,目前正陆续落地实施,效果良好。未来开放的空间还很大,目前外资占中国A股市场市的比重只有2%,占中国债券市场的比重也只有2.9%,外资银行资产占全部商业银行的比重为1.6%,外资保险公司占比为5.8%,都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我们特别欢迎那些拥有良好市场声誉和信用记录,在风险管控、信用评级、消费金融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方面具有特色和专长的外资机构进入中国,丰富市场主体,创新金融产品,激发市场活力。 

  当然,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复杂性也会增大。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防控好金融风险特别重要。要特别警惕境外资金的大进大出和“热钱”炒作,坚决避免出现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过度泡沫。 

  八、中国发展要立足做好自己内部的事情 

  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主导中国的国家命运,中华民族必须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能不能走的更加稳健,关键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意味着首先要有效应对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部挑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均衡和创新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月18%,预计到202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亿,成为超老年型国家。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对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深刻影响,除了劳动人口减少、储蓄率降低,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外,我国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环境污染仍然还很严重,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成千上万亿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总书记一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虽然污染治理成本成高,但是涉及全国人民利益,等不得也慢不得。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的手段紧盯问题焦点,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收入分配不合理也是一个突出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虽然计算方面仍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基尼系数维持较高水平, 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此外,还有超过千万的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仍然很艰巨。 

  我国不同地区发展差别也很明显。东部与西部、南部与北部地区之间还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老工业去和资源性城市面临经济持续发展的沉重压力。更严重的是出现了人口净减少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十分不利于我国产业的合理调整和转型升级,不利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这些年我们对科技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投入规模不断加大,但效果还不就理想,突出问题是教育、科研等方面还存在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创新科技成果的转换应用存在“瓶颈”,一些核心技术还存在“卡脖子”现象,严重制约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对于上述问题,必须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下大力气予以解决。金融业在这些方面大有作为,我想这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以上供大家参考讨论。 

  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张晓慧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开幕致辞

  2019年5月25日

  尊敬的邱勇校长,吴晓灵理事长,尊敬的陈雨露副行长,阎庆民副主席,朱民院长,肖远企先生,斯科特教授,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谨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全体师生向出席论坛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师生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已成功举办过四届,每届论坛我们都紧扣时代主题,聚焦全球金融发展和中国金融改革的热点,力求融汇中外金融学者的思想火花,为中国金融的发展贡献智慧。今年,我们的论坛主题是“金融供给侧改革和开放”。

  最近一年来,我们每个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依然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国际金融危机虽已走过十年,但对金融市场运行的深层次影响仍未消退。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却沉渣泛起,逆全球化抬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高度复杂多变。不过,正如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那样,尽管“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这就是说,在危机四伏的国际形势中,同样蕴藏着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新机遇。持续扩大各领域,特别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既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也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国内看,当前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方面,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同步放缓,外部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区域走势分化态势较为明显。实体经济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来自金融业的支持。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格局和金融创新的活跃,也对金融调控能力和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尤其是当前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空前激烈,发达国家力推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涉及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关税、政府补贴以及国企、环境、劳工等新议题。这不仅要求我们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水平,更要求国内深化改革必须取得新突破。然而,当前金融业的监管体系、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活力和服务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不匹配,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仍然突出。解决这些矛盾的治本之策在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金融的高质量发展,都需要、也只能向供给侧改革要动力。只有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开放彼此促进,相辅相成,方能让改革之路走得更快、开放之门开得更大,共同形成中国金融发展的不竭动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大跃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当前,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金融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一定程度上我国目前已经成为金融大国,但还算不上金融强国,虽然我们也有工商银行这样排名全球第一的“宇宙大行”,但银行体系总体上大而不强。如何从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除了苦练内功,不断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开放条件下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这背后更需要卓越金融人才的培养。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广大金融人要有更高的危机感和更强的奋斗精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基础上建设而成,是我国重要的金融高等教育平台和金融学术、政策研究平台。在近四十载的发展历程中,五道口始终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见证者和身体力行者。“不怕苦、敢为先、讲团结、重贡献”的道口精神薪火相传,“培养金融领袖,引领金融实践,贡献民族复兴,促进世界和谐”的办学使命见诸行动。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培养和输送一流的人才、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改革是清华五道口人不悔的职责。

  在迈向国际一流金融学院的道路上,学院大力引进国际一流全职师资,力争建成一支专兼结合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近年来积极推动人才培养水平不断提升,形成了包括金融专业硕士、金融学博士、金融MBA、金融EMBA、全球金融GFD以及高管培训等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大力倡导扎根中国大地开展学术与政策研究,先后成立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全力为金融行业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全面推进国际化建设,开设了清华-康奈尔双学位金融MBA项目和金融EMBA“一带一路”东南亚项目、发展中国家金融领袖培训项目等,提升学校与学院的国际影响力。

  女士们,先生们,当前中国金融业的重点工作紧扣“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金融学界和业界的研究和实践不能离开这一时代的主题。举办今日论坛之目的,正是想直面当下中国金融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除了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开放主论坛,我们同样关注:以科创板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制度创新如何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升提升金融服务的价值;面对当前暴露的金融风险,如何借此机会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推动金融规范发展;在全球变局中,如何推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资管新规下财富管理的机遇与挑战;促进消费升级背景下,金融如何助推文化、体育等产业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本届论坛设立了相关主题分论坛,希望各位嘉宾畅所欲言分享真知灼见,碰撞思想火花、凝聚各方共识,为中国金融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最后,感谢各位嘉宾对学院一如既往的支持,预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开幕式主持词 

  廖理 

  2019年5月25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 2019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 的现场。 

  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今天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和嘉宾: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 肖远企 先生。本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先生是要出席论坛的,亲自组织准备了发言稿,因为临时有紧急安排,所以委派肖远企先生代表出席,代念他的稿子。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陈雨露 先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党委委员 阎庆民 先生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Hal S. Scott 先生 

  出席今天论坛的清华大学和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领导有: 

  清华大学校长 邱 勇 院士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 吴晓灵 老师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 朱 民 老师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张晓慧 老师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党委书记 顾良飞 老师 

  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4届,国内外政、商、学界嘉宾齐聚,名家云集,论道金融。本届论坛以“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开放”为主题,探讨中国、世界经济金融的当下和未来。 

  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协办。在此,也感谢本届论坛的战略合作伙伴宜信、官方媒体《清华金融评论》、未央网的支持。


最新消息

更多
秒速时时彩 超级时时彩 超级时时彩 秒速时时彩 秒速时时彩 超级时时彩 超级时时彩 超级时时彩 秒速时时彩 北京赛车pk拾